文化苦旅

作者:余秋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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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“貶官文化”。隨之而來,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。貶官失了寵,摔了跤,孤零零的,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;貶到了外頭,這里走走,那里看看,只好與山水親熱。這一來,文章有了,詩詞也有了,而且往往寫得不壞。過了一個時候,或過了一個朝代,事過境遷,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,恢復名譽。于是,人品和文品雙全,傳之史冊,誦之后人。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,也便成了遺跡。地因人傳,人因地傳,兩相幫襯,俱著聲名。
例子太多了。這次去洞庭湖,一見岳陽樓,心頭便想;又是它了。1046年,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,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,要他寫一篇樓記,他便借樓寫湖,憑湖抒懷,寫出了那篇著名的《岳陽樓記》。直到今天,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。文章中“先天下之憂而優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這句話,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。
不知哪年哪月,此景此樓,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。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“北通巫峽,南極瀟湘”,于是,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,上刻這兩句話。進得樓內,巨幅木刻中堂,即是這篇文章,書法厚重暢麗,灑以綠粉,古色古香。其他后人題詠,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。
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: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,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。借之現代用語,或許可說,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。在這里,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。
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,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,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。游人仰頭讀完《岳陽樓記》的中堂,轉過身來,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,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。范仲淹趁勢突進,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后樂的哲言,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。
地是,浩森的洞庭湖,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。人們對著它,想人生,思榮辱,知使命,游歷一次,便是一次修身養性。
胸襟大了,洞庭湖小了。
但是,洞庭湖沒有這般小。
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,還小嗎?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學子,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嘆,但他所說的天下,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。
大一統的天下,再大也是小的。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于是,優耶樂耶,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,大不到哪里去。在這里,儒家的天下意識,比之于中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,逼仄得多了。
而洞庭湖,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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