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苦旅

作者:余秋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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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,這個問題,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。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,但也時時遇到麻煩。年代那么長,文人那么多,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,而例外一多,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。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,當然不錯,但這樣一來,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。補來補去,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,好不為難煞人。
  我思忖日久,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,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;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,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。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,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,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,這副筆墨總是有的。
  筆是竹竿毛筆,墨由煙膠煉成。濃濃地磨好一硯,用筆一舔,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。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,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。既然如此,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,先把玩一下這管筆、這錠墨再說呢?
 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。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,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;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,即以“鋼筆文化”代替“毛筆文化”。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,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。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,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。
 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,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。
  誠然,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,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。我不同意這種看法。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,層次很多,就我見聞所及,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。但是,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,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,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、隨順、誠懇;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,美則美矣,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。
 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。五四以降,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,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,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。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(如柳亞子、郁達夫他們),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并不那么熱情和從容了。久而久之,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。他們的藝術人格,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。這里遇到的,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。
 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,大多是生活便條。只是為了一件瑣事,提筆信手涂了幾句,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。今天看來,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,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。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,卻也并不驚駭萬狀。于是,一種包括書寫者、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,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。在這里,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,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,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。我相信,后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,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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