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苦旅

作者:余秋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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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

  時至歲末,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壅塞在一起,因此我也變得“重要”起來,一位朋友甚至夸張地說,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。難道真是這樣了?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、虛飄飄。
  實在想不到,在接不完的電話中,生楞楞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。待對方報清了名字,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:那是我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。他在電話中說,30年前的春節,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,畫了一張賀年片送給他。那張賀年片已在“文革”初抄家時遺失,老人說:“你們能不能補畫一張送我,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?”老人的聲音,誠懇得有點顫抖。
  放下電話,我立即斷定,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。
  我果坐在書桌前,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。那時候,中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,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,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。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,依然學者林立。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,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。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,至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里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,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學里當個語文教師。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,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,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。穆尼老師來勁了,課程內容越講越深,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,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,情景十分尷尬。我在心中抱怨:穆尼老師,你明知有那么多人聽課,向我提這么難的問題為什么不事先打個招呼呢?后來終于想通:這便是學者,半點機巧也不會。
 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,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。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吧,一直傻傻地想著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,憑孩子們的直覺,這些老師當時似乎都受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,日子過得很不順心。到放寒假,終于有了主意,全班同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。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,只能湊幾張白紙自己繪制,然后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。說好了,什么也不能吃老師家的,怯生生地敲開門,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,囁嚅他說上幾句就走。老師不少,走得渾身冒汗,節日的街道上,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。
 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制賀年片。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,總該是他畫得多一點,我負責寫字。不管畫什么,寫什么,也超不出10多歲的中學生的水平。但是,就是那點稚拙的涂劃,竟深深地鐫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,把30年的歲月都刻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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